盛雪：突破傀儡陷阱 还原满洲国现代国家真貌
- 叶公子（专栏编辑）
- 2025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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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新纪元联盟记者 易伯阳 报道
在中共主导的历史叙述中，“满洲国”被刻意定性为“伪政权”，被暴虐的打入“傀儡”的深井。这不是一种历史评价或定位，而是意识形态操控。中共所为其实是在掌握话语霸权之后，为掩盖其自身对国家治理缺乏制度能力、对现代文明建设的长期破坏，而有意抹杀的历史证据。中共要灭绝人们对满洲国的所有记忆，也是为了彻底封锁人们去认知一个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实现了现代文明管理和经济繁荣昌盛，并实现了公正、法治、秩序与多元治理的现代国家。
事实上，“傀儡”一词从未被用来否定战后美国监管下的日本，或苏联控制下的东欧诸国，却只有在中共的宣传中，“傀儡”变成了一把可以随意砍杀历史的利斧，用来摧毁真实、强迫遗忘。若我们跳出战胜者书写历史的逻辑，重新审视“国家”与“主权”的多元维度，就会发现：满洲国不是中共所描绘的满身污垢的“历史罪人”，而是一场被蓄意埋葬并厚厚遮蔽的现代国家实验，是一段在极端复杂局势中争取现代文明与民主管理的成功经验。
一、“傀儡”概念的政治武器化
“傀儡政权”这一词汇，在国际法上并无明确界定，其使用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动机和敌我划分色彩。在东亚现代史中，凡是与日本有所联系、或脱离当时强权的一方的中央政权控制的政体存在，都轻易地被冠以“伪”字，例如“伪满”、“伪蒙”、“伪华北政府”等。尤其在中共建政后，这类定义更成为其构建中共专制暴政合法统治的政治语言规范。
然而，若以“外力扶植”、“主权不全”、“存在干预”为标准判定傀儡，那么战后日本是否也该被定义为“美帝傀儡”？1945年至1952年，美国主导日本重建，不仅起草宪法、设立行政指导体系，还长期驻军。日本的外交、安全政策完全依赖美国。但日本从未被国际社会广泛定性为“伪政权”，或“美帝傀儡政权”，反而被视为战后重建成功的典范。
再如苏联控制下的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其政府人事与重大政策多由莫斯科直接干预，甚至出现苏军长期驻扎的情形。这些国家也曾被广泛称为“傀儡”，但从未被抹去“国家”的资格，也依然在联合国拥有主权国地位。
这表明，“傀儡”本质上是一种话语陷阱，是战胜者为削弱敌方政体合法性所打造的标签武器。一旦被扣上这个帽子，其制度建构、发展成就、历史经验和文明成果便被一笔勾销。
二、满洲国的国家建构与现代性实践
满洲国于1932年建国，1945年覆亡，存续不过十三年。但在这段时间内，它展现出极强的国家建构意志和现代制度实验的活力。
政治体制： 满洲国的政体性质由于其历史延展、时代局限，及外来助力，使其形成了帝制外衣下的官僚集权体制，并带有君主宪政的形式特征。其形式上做了君主宪政的建构尝试，设立了国家元首，制定了宪法性文件《建国纲领》和《国家基本法》等。满洲国的政府组织体系完备，立法机构与咨询机制也见雏形，虽未完全建立现代议会，但设有“参政会”“法制审议会”等咨询机关，一些地方也设有参议机构。
这些都使得满洲国在体制形式上具备一定的“君主立宪制”结构：皇帝为象征性国家元首，有法律、行政体系，行政由内阁负责，设有成文法及制度运行逻辑。
法律制度： 满洲国设有宪法性文件《建国纲领》，设立国家元首与国务总理制度，并建构出中央与地方行政体系。其司法系统参考德国和日本模式，设立法院、检察厅、律师制度，并施行成文法体系，几乎具备了法律独立性。满洲国虽然在主权独立上存在争议，但在法律制度建设上展现了高度现代化的法治设计，其独立法典、司法制度、法律教育与法律文化在东亚近代史中具有前瞻性和极大价值。它不仅是法治制度的植入，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尝试以法律实现秩序、公平与国家认同的努力缩影。
经济建设： 依托“满铁”系统，满洲国发展出东亚当时最密集的铁路网络。工业方面建立了鞍山钢铁厂、满洲重工等大型企业，推进矿产、电力、机械制造等多个领域。新京、沈阳、哈尔滨等城市在城市规划与公共设施建设上，领先于当时中国大部分城市。
社会与教育： 满洲国推行义务教育，建设大量中小学和高等教育机构，重视职业技术教育。妇女地位显著提升，社会治安井然，公共卫生体系完善。出版、报业、广播电台活跃，尽管存在审查，但仍容许多元文化和思想传播。
民族融合： 满洲国提出“五族协和”的建国理念，意在整合满、汉、蒙、回、日五大民族，构建超越满族又非大汉中心的国家认同体系。官方语言是汉语，但日语有一定的特权，另外，蒙古语、朝鲜语、俄语也在一定区域内被使用。在行政管理、教育体系与军队编制中，均有多民族人员参与，尤其在地方自治层面，蒙古族与满族菁英有实质治理权。政府推动民族间通婚、文化交流与节日融合。
宗教信仰：满洲国在短暂的十三年历史中，宗教政策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帝政神授”与“多元宽容”并行的模式。它试图建立一种“正统性”神学基础，又在现实治理中展现出对各族信仰的宽容乃至扶持。这一策略不仅服务于国家认同的构建，也体现了当时政府对宗教信仰与现代文明关系的理解。满洲国政府并资助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活动，打造一种跨文化、跨族群的多元国家形象。这类多元共治的制度尝试与现实实践，在当时亚洲国家极为罕见。这些事实都表明，满洲国不是空壳政权，不是伪政权，不是所谓的傀儡政权，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推动国家制度化与现代化治理的多元复杂实践。
三、中共为何掩盖与恐惧满洲国？
中共对满洲国极尽贬斥之能事，除了对日民族主义情绪的需要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是对其政治制度的成功构建，经济成就的高速发展，现代文明的大踏步推进的极度恐惧和仇恨。后来俗称的东北地区在被中共占领后，许多行政结构、工矿设施、铁路系统乃至人员配置，都是直接承袭自满洲国。而这恰恰揭示出一个不愿被承认的真相：中共所谓新中国的早期国家建构，实质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被其污指为“伪满”所留下的强大基础和现代治理遗产。满洲国若被正面评价，不但会削弱中共“抗日正统”与“中华统一”的历史叙述，也将暴露其政权初期的混乱、落后与暴力政治本质。因此，对满洲国的全盘否定，实为中共话语维稳战略的必要举措。
四、为历史正名：重新认识满洲国的现实意义
满洲国是一个在复杂国际格局中进行国家建构实验的现代国家模型。它的制度实践、社会秩序、民族政策与经济发展，为理解东亚现代国家形成路径提供了珍贵参照。重新审视满洲国，不是为了回避其建立过程中来自外部的影响，也不是为了淡化日本在一定程度上的主导权，而是要明确一些基本史实，特别是中共侵略占领当地后，对满洲国进行了全面灭绝性的政策，将满洲国的真实历史完全淹没或涂抹篡改得面目全非。而这种灭绝政策恰恰让中共统治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2025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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