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雪：无孔不入的中共海外渗透
- 叶公子（编辑）
- 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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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攀/校对
我觉得今天安华先生讲得很好。当然，我也很感动，也很感慨。总之，我们在这方面做的议题越多，研究和探讨越深入，就会发现中共的渗透比我们描述得更加严重，真的是无孔不入的。
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层次、角度或区域是中共势力尚未渗透的。由此可见，我们当前所面对的世界，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局面。
虽然我们说所有的领域，不管是经济、文化、教育、新闻、社区，甚至包括加拿大的原住民领域——我在2009年到2010年曾住在阿尔伯塔省的埃德蒙顿市，那段时间也接触到中共在原住民社区渗透的情况。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所接触到的，更是不胜枚举。
我认识的一位朋友曾告诉我，中共在学术领域的渗透也极具针对性。如果他们锁定了某个目标人物，认为此人对其有利用价值，就会专门为他量身定制一个课题，迎合其专业领域。然后就像“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样，有人主动联系此人，表示终于找到了像他这样难得的人才，并给予研究经费、课题项目，随后还有评估和荣誉加持。
绝大多数人很难抵御这种渗透方式。毕竟不论哪个学科、哪个领域的学者专家，几乎都希望在自己的专业中取得成就。但真正能看透中共手段的人，却少之又少。近几年情况略有改善。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刚才安华先生也着重提到的一个问题——即便中共在所有领域都在拼命渗透，这恰恰正是它的本质，它的统治逻辑和目标。它背后的意识形态，包括共产主义情怀和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决定了它必然采取这样的扩张行动，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国家的政策、政府的立场和政界人物的参与显得尤为关键。如果要回溯这一历史脉络，会发现过程相当漫长。我今天不打算详细展开，比如从中共建政到它进入国际社会的进程。我在加拿大生活了三十六年，这方面我做了大量思考和研究。加拿大在其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与中共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加拿大就早早开始接触中共。从1968年起就展开相关探讨，比美国早了九年建立外交关系（1970年加拿大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79年美国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这一过程中，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的父亲皮埃尔·特鲁多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进入政界之前就已有明确计划，也在多次采访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因此，在他成为国会议员后便开始推动对华接触，而成为总理后更是迅速落实，与中共建交并与当时的中华民国断交。
加拿大还协助中共顺利进入联合国，并在很多事务上持续支持。甚至包括皮埃尔·特鲁多先生本人也出版过一本书，中文译名颇为风趣，叫《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1961年出版 原版是法文）。这本书的中文版本在加拿大也广为流传。
作为当时加拿大极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皮埃尔·特鲁多的政治地位和思想立场影响深远。这本书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很多人因此认为，我们对中国了解不够，而中国原来是一个美妙、生机勃勃、朝着人类理想国方向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很多那时候，加拿大有不少人前往中国，其中包括大家可能都熟悉的黄明珍（Jan Wong，女，born 1953)。她后来长期担任《环球邮报》的驻华记者，1989年六四事件时恰好人在北京，这场屠杀对他的冲击非常大。而在此之前，她早在1970年代就已经移居中国。
她是属于那种跟随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模式，与中国的贫下中农生活在一起的外国人之一。直到1989年八九民运与六四屠杀发生后，整个世界受到极大震撼，许多民主国家纷纷站出来谴责中共的暴行，也有不少国家对中共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制裁或外交抗议。
然而，加拿大从1990年代初起，仅仅过了两三年，态度就开始发生转变。当时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是：“我们要用对话代替对抗。”从那以后，加拿大对中共的政策就出现重大变化，开始展开全方位合作。这种合作涵盖政府、政策、社会各层面，甚至涉及制度管理等多个方面。
举个例子，加拿大当时设有一个名为“国际开发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CIDA) 简称CIDA的部门，后来虽然关闭或并入其他机构，但当时该署对华援助项目十分广泛。我专门研究过CIDA的对华项目，其中包括小动物疾病防治、河流水质监测、在云南打深井等，但很多深井后来也都被废弃。除此之外，还有制度方面的合作，例如在一些村镇推广民主选举，有一段时间还是与美国联合推动的。总之，项目之多、范围之广，令人震惊。
然而，在我们这些年推动中国自由、民主、人权和宪政的工作中，加拿大各级政府及所有相关机构，包括国家和基金会，从未给予我们哪怕一分钱的资助。这三十六年来，从未有过。因此，即便今天有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诋毁、攻击、抹黑民运，其实很多人根本不了解实情，只是被有意传播这些负面信息的人所带动了情绪。
以我自己为例，我从一开始就在加拿大民主中国阵线的创立筹备中参与至今，一直坚持到今天。没有中途因病、意外或其他原因退出，否则现在很多事实可能已经被完全掩盖了。因为在这几十年里，绝大多数的参与者都已经散去、离开，信息也随之失传。
从这个过程可以清楚看到，加拿大政府逐步开始与中共政权合作，甚至可以说是与一个暴政政权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要让社会大众不被带动起来亲共，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大家都看到：这是我们的政府立场，这是我们的国家立场，这是我们的议会正在推动的方向。
所以后来包括给中共培训法官、培训警察，甚至还有军队方面的培训。在BC省有一所学院（司法学院，Justice Institute of British Columbia (簡稱JIBC)），虽然我现在记忆模糊，记不清名称了，但可以确认的是，它长期为中共培训警察与军队。这些计划已经在稳步推行中。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去责备那些因学术、合作、社区事务或商业往来而与中国保持紧密合作的人，甚至包括为中共工作的个体。因为连政府本身都在为中共工作，其他人又怎能置身事外？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许多年。我在2006年11月，曾在加拿大国会作证，公开揭示中共对加拿大的渗透。这已经过去了十九年，明年就是整整二十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加拿大社会无法形成共识，因为大多数人根本不认为与中共合作是个问题。我们甚至与中国建立了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仅加拿大，全世界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与中共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甚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阶段，它已经不仅仅是双边关系的提升，更意味着国际社会层面的结盟。
在这样的背景下，反共是多么不受欢迎。可以说完全被边缘化。在任何领域、任何场合、任何层面，甚至在政府中，反共者都是最不受欢迎的，因为你的存在在破坏他们的大局与既定路线。
但好在，我们始终有人坚持在做这件事。我本人不仅仅是一个反共的人，也是公众人物，我在加拿大媒体界和作家群体中也有一定影响力，还是加拿大笔会的成员。我有机会进入主流社会的许多领域，曾在四所大学担任住校作家，也被许多小学、中学邀请去演讲。
我一直通过这些方式进行抵抗与发声。虽然效果常常不尽如人意，但我从未放弃。
近年来，由于习近平所推行的高压政策，不论涉及哪个领域、哪个层面，都采取粗暴手段，挥舞大棒，确实让很多人感受到了切身的痛楚。
在这种背景下，反而出现了一些人，开始反过来指责海外民运，说我们没有为中国人准备好一个能够实现立即转型的民主制度。有人甚至特意给我留言，表达失望。我一直没有回复，也未公开回应，但始终在观察他。我心里想，这个人实在太自私了。他早年就移民加拿大，90年代初就已来到这里，几十年一直在这里安心经营自己的事业、学业和生意。
直到某一天，他突然发来一条短信，说他对我“非常失望”，因为我们“没能为中国人民争取来一个民主制度”，还批评我们在海外的所作所为。我不禁想问：那你这些年干什么去了？难道只是躲在舒适圈里赚钱、生活，却从未参与任何推动民主的努力？现在却期待着有人已经替他准备好一套现成的民主制度供他享用。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
但值得庆幸的是，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我相信是不可逆转的。如今，全球尤其是民主国家，已经在广泛讨论中共的渗透问题。当然，如果说的是亚非拉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他们要挣脱中共的控制和影响，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
在海外，我们这些反对派也面临着更多的任务和责任。对我来说，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实现一个人人享有自由与尊严的社会，已经不仅是目标，更是一种使命。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使命。例如，我参与了“满洲复国”的行动。后来我意识到，满洲复国与藏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等争取自主权利的努力，是一体的。现在更多地区，比如上海、福建、大暑等地，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出路。换句话说，各地都在努力自寻生路。
而这个“自寻生路”的进程，不仅有助于中国未来的转型，更能在中共政权垮台之后，为防止重大人道灾难提供一个稳定和可行的选项。
那么在海外，我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我们能在哪些方面继续坚持、加大投入，以防止中共持续的渗透？
栋玲刚才说得特别好：即使全世界都反对我们，我们也要清楚，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站的位置是正确的。共产专制对整个人类的伤害，已经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而它的危害仍在继续，持续地侵蚀人类的文明根基。
我们的立场、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意志必须坚定不移。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从具体层面出发，制定更加周密、更加有效的策略，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
例如“大中国审判”，审判习近平等中共高层，这是一个非常具体、非常有意义的行动。正如安华先生所说，就算没人愿意做，我们也要做；就算所有人都因恐惧而退出，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因为这是正确的，是必须去完成的事情。
我相信，特别是这些年出来的年轻人，很快就能认清中共体制的极端邪恶。如今在中国，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反人类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受害者、受难者难以计数，影响极其深远。
而这些悲剧，并不只是生命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它们从根本上摧毁了人类文明，败坏了人性中最基本的善良。因此，我们必须坚守这条防线，绝不能让其继续崩塌。
接下来，我们这些在这个领域里有心、有愿意付出的人，必须携手合作、协调共进，认真讨论、周密规划，探索出一套真正有效的方法，共同推动这场民主转型的历史进程。
（根据2025年5月3日大中国审判X空间演讲音频整理）
